实地探访:在英法日寻找辛亥革命遗迹(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13日 10:24 大洋网-广州日报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游走海外三国,看孙中山先生及革命义士为理想奔走的脚步与遗迹,探寻那段百年前的历史岁月。

伦敦华裔开的餐馆墙上挂着孙中山的画像伦敦华裔开的餐馆墙上挂着孙中山的画像

  >>英国篇

  伦敦9个月萌生“三民主义”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暂留伦敦,这也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伦敦蒙难”使孙中山开始在世界上享有声誉,这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蒙难后在伦敦长达9个月的停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享受的难得的“闲适”时光。也正是这9个月时间里,孙中山通过图书馆读书进行理论研究,对社会的实际考察,初步形成民生主义思想,加之以前已有的民族、民权两主义,“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不仅如此,他也结交各国朋友,其中很多人成为孙中山日后革命生涯的坚定支持者。

康德黎先生康德黎先生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也是记者一行重要的采访地之一,伦敦蒙难之后的孙中山主要会在三个地点间走动:葛兰旅社、大英博物馆和康德黎家。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意识到潜在自己周围的危险,他要何去何从?经过权衡,他选择暂留伦敦。这也成为孙中山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

  在伦敦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在葛兰旅社下榻。葛兰旅社英文名为GRAY’S INN,位于伦敦牛津街,与大英博物馆相距不远,孙中山多会步行到大英博物阅览室读书。

  2011年4月15日,葛兰旅社所在之楼至今仍在。旅社乃四层楼房,灰色砖墙统一配白色窗子。房间附近便是一个面积在几百平方米的小花园。尽管牌子仍在,但主要功能已有所改变,200多个房间都租给不同公司使用,在每幢楼的主门内,都能看到详细的入驻公司名称。

  在英国期间,孙中山主要会在三个地点间走动:葛兰旅社、大英博物馆和康德黎家。1896年12月4日,孙中山正式开始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读书,他通常在上午9时或10时进入图书室,下午两点至附近的金谷面包公司午餐,餐后又回图书室继续阅览,至下午7时或8时才离院回旅社或至康德黎家。

  也正是在这短短的9个月中,孙中山通过略显单调的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民生主义思想初步形成,更是结交了不少革命朋友。

  苦读:

  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不巧的是,记者前来博物馆采访时,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正在维修中,工作人员告知阅览室要延续到2014年才能重新开对外放。

  大英博物馆也因其图书馆著名,这里是马克思为他的不朽之作——《资本论》收集资料和写作的主要场所,许多参观者来寻找马克思当年常坐的座位。在图书室里,曾经有诸多享誉世界之士在此阅读、学习,其中包括马克思,也包括列宁。

  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孙中山“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阅读欧美一些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哲学、法律、经济等著作。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这样记述:“他不停歇地工作,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用了他主要精力,并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

  在阅览室中,除借阅图书杂志外,孙中山还会在里面撰写文章,里面毫不喧哗,更宜阅读或写作。康德黎曾对人说,“孙逸仙在伦敦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浪费过时光,他时时都在工作”,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除了到大英博物馆借阅图书外,他还不时前往南甘新顿博物馆、石室图书馆、宪政俱乐部、康新顿帝国学院等处查阅资料,进行调查。

  当时,美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土地问题》、《我们的土地与土地政策》以及《进步与贫穷》等书均已在英伦流行,孙中山曾花费诸多时间阅读这些译著。这些书对他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此时开始厘定的“民生主义”,就是在亨利乔治学说基础上奠定的。17~19世纪,单一税制曾经为欧洲国家一些新兴资产阶级学者所提倡。

  除读书外,他还买书,尤其是那些对资产阶级革命较有影响的书,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富兰克林自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图书,无不兼收并蓄,购以备用。此时,马克思的《资本论》已有英译本,而且有了研究《资本论》的导论问世。他不但涉猎,而且对其他共产主义书刊如《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书,不仅阅读而且甚有好感。“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三民主义说成‘就是共产主义’,这并非偶然的。”曾祥进在《中华民主之父孙中山》中如此写道。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暂留伦敦 这也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伦敦蒙难”后孙中山暂留伦敦 这也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

  考察:

  目睹社会矛盾寻出路

  在伦敦期间,读书并不是孙中山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不仅钻研理论,还有实际观察,而实际观察所得的心得也甚多。有专家认为,通过观察英国社会,孙中山不仅进一步了解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理论,接触到有关社会主义的学说,还目睹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英国社会所暴露出来的多种社会矛盾。

  他曾目睹英国政府调动大批军警,残酷镇压当地产业工人坚持了30多个星期的同盟总罢工。他不希望将来在中国发生这种现象,他认为这是人类的悲剧。从此他知道:“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所以欧洲志士还要进行社会革命活动”。

  出路何在?最后孙中山思考的结果“那就是采取民生主义、民族问题与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毕其功于一役”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于是初步形成。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形成,是他在研究欧美社会、借鉴西方,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他后来在《建国方略》中,对这一时期中思想的发展过程,曾这样叙述:“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像欧洲列强这样,还未能登人民于极乐之乡,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认为,孙中山所用“完成”一词虽笼统,又尽管民族及民主两主义早已在其心中萌芽,其旅英期间的经历对其三民主义的发展及完成有过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孙中山在伦敦曾特别关注过什么?根据史赖特私家侦探社跟踪孙中山的报告,1897年6月,英国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而举行的三军检阅,包括6月22日在伦敦举行的皇家大游行和6月26日在朴茨茅斯斯皮特黑德举行的海军检阅,其意在表现出英国民族主义的强大。

  1896年12月11日,侦探报告说孙中山整天在水晶宫流连忘返。黄宇和查阅《泰晤士报》,可知当天在水晶宫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自行车展览。黄宇和认为,孙中山关心民生,当然对自行车很感兴趣。

  孙中山抵英被困使馆前10天曾到过水晶宫,黄宇和推论10月3日星期六在水晶宫举办的“皇家农协会英国水果展览”之时,很可能就是孙中山往访之日。“鉴于孙中山对农业的高度兴趣,且看他一生之中首两篇著作都与农业现代化有关,更增加这推论的可能性。”黄宇和说。

  交友:

  结识“奇人”南方熊楠

  伦敦大英图书馆不仅是个巨大的知识宝库,还是人才荟萃之所。孙中山在此期间,还结识各国友人,给后来的革命事业帮助甚大。大英博物馆图书室主任道格拉斯,是位学问渊博之人。孙中山与南方熊楠的正式介绍,就在道格拉斯的办公室进行。

  孙中山曾盛赞南方熊楠是日本的一位“奇人”。孙中山在给犬养毅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南方熊楠,“君游学欧美将廿年,博通数国语言文字,其哲学理学之精深,虽泰西专门名家每为惊倒,而为植物学一门尤为造诣。君无心名利,苦志于学,特立独行,十余年如一日,诚非人可及也。”

  南方熊楠留欧十五年,精通英、法、德、俄、意、荷兰、梵文、中国等语言,被推为大英博物馆东洋调查部人员。

  孙中山和南方熊楠在伦敦的交往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南方熊楠曾向孙中山介绍日本情况与日本人士,这对于孙中山以后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撰文指出,在《南方熊楠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利用各种机会主动热心地为孙中山介绍日本关心亚洲问题的人士,如陪孙中山登上正在英国港口的日本军舰富士号参观,并与水雷长津田及副长斋藤等交谈。又利用其同乡纪州侯世子德川赖伦和后来任文部大臣的镰田荣吉等人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机会,介绍孙中山与他们认识和交谈。他自己还亲自给后来任众议院议员的朋友佐藤寅次郎写了介绍孙中山的信。

  >>法国篇

  奔走筹款 巴黎之行尤失望

  2011年4月21日,我们来到法国,首访的孙中山当年故地是在巴黎老街的20号建筑。100年前的11月下旬,孙中山来到巴黎,在这里和巴黎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有过一次紧张的长谈,所有谈话内容都关系着孙中山正在准备成立的新国家。

  在20号门边石柱上醒目挂出一个法语招牌“BANQUE DE GESTION PRIVEE INDOSUEZ”,是“私人银行业务管理汇理银行”,这幢建筑就是一百年前在亚洲赫赫有名的巴黎东方汇理银行的总部。

位于巴黎第八区的东方汇理银行现址。位于巴黎第八区的东方汇理银行现址。

  繁忙紧张的三天:奔走巴黎寻求支持

  我们根据多个版本孙中山年谱统计,孙中山一生5次到欧洲并多次来到巴黎,组织革命团体、号召华侨筹款、呼吁西方同情中国革命……

  孙中山留在巴黎的最重要文物记忆,是至今仍然保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处的一份“谈话纪要”,这是一份当年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留下的笔录。这份档案文件已对历史研究者开放,使得100年后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当时诸多细节。

  依据年谱,1911年11月21日,孙中山由伦敦到达巴黎,24日由马赛乘英轮启程回国。他在巴黎度过繁忙而紧张的3天。法国外交部这份档案文件记录,孙中山“同一些政界人士以及同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进行了交谈”,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Stanislas Simon)负责与孙中山会谈,并在事后提交给法国外交部有关详细谈话纪要打印副本。

  解密法外交部档案:“谈话纪要”五问西蒙

  谈话纪要(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第107-111页)记录了孙中山所提的5个问题,当时孙中山要求西蒙坦率地、直截了当地给予回答。

  首先,他问西蒙能不能“立即”或者“在最近期间内”向临时政府提供贷款。西蒙作了否定的回答,指出无论如何不能立即这样做。但一旦革命者建立起一个为全中国所接受并得到列强承认的合法政府时,它们将不反对在金钱上给革命者以帮助。

  接着,孙中山问西蒙是否同意商谈一笔借款,使中国能够用以付清庚子赔款,因为支付这项赔款“除使我们蒙受镑亏外,还使我们回想起那屈辱的往事,而这种往事我们是想擦掉的”。西蒙表示不能理解这样做中国会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但只要借款的担保能充分令人满意,他们不反对使孙中山得到满足。

  孙中山向西蒙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您是否反对以及您是否认为贵国政府会反对、用其他等价的担保”(例如用矿税和一部分土地税等等)“去代替关税作为现有借款的担保品?”因为中国“已经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要求“收回海关的征税及控制权”。西蒙回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中国的信用得以牢固地树立以前,现有借款的条件不得做任何修改。这个答复使孙中山深感失望。

  第四,孙中山请西蒙转告法国政府,要它“对它的盟友俄国施加一点影响,阻止俄国同日本沆瀣一气”。

  孙中山说,“我们对于这两个国家(按:指俄日)紧密结盟感到十分担心。反之,我们深信日本单独一国丝毫也不会来反对我们。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已得到美国政府给以保护的诺言。万一我们同日本发生纠葛,我们认为这种担保是靠得住的。但如果美国所面对的是同俄国联盟的日本,我们对这种保护就不那么放心了。因此,我们希望法国对俄国能发挥有利于我们的影响。”西蒙说,这个问题在他的职权之外,无法回答。

  第五,孙中山宣称,他和他的朋友们对于组成一个与英法德美政府支持下的四国银行团一样强大的财团可能给将来中国的借款谈判造成的种种危险非常忧虑。他担心这样一个财团的目的是把一种违背中国真正利益的金融政策强加于中国,也许是控制中国的债务及财政。

  结果:“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当时法国外交部一直注意跟踪孙中山在法国活动,这份纪要就是西蒙本人事后递交给法国外交部的追记。”85岁的近代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振鹍6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早在1980年9月,张振鹍用3个月时间专程在巴黎查阅这批档案。

  张振鹍说,与这批档案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身份发给法国外交部的电报。“这也是迄今已知的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身份发给国外的唯一一份电报,可以看出当时他对法国曾抱有很大希望。”

  “而那次与西蒙会谈并无任何结果,在筹款问题上落了个两手空空,最后失望而返。”这在孙中山自己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当于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一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日:‘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孙中山为革命一生最缺钱,而那次的巴黎之行无不令其失望。他确是抱着很大希望而去的。”张振鹍说。

  >>再访英伦蒙难地 传奇故事仍荣耀

  2011年4月14日下午,沐浴着伦敦初夏的阳光,我们来到伦敦市中心波特兰大街49-51号(49-51 Portland Place),正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揭示着大楼现在身份——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追溯波特兰大街49大楼前身,自清政府在英设立外交机构起,波特兰大街49号便为中国驻英公使馆、大使馆短期租用,1924年7月6日由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转为长期租用,并于1926年4月6日租用51号,租期均为999年。

  115年前,这里是清朝驻伦敦公使馆,震惊中外的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就在这里发生,孙中山曾在此被清朝驻外官员诱捕幽禁12天。

115年前,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就在这栋楼内发生。115年前,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就在这栋楼内发生。

  蒙难故地设“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

  进入中国大使馆,接待我们的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随员沈轶凡。沈轶凡介绍,虽然大使馆所在地曾经因为危房而重新修建,但是整个外部面貌严格保留当年亚当建筑风格,115年前孙中山曾在其三楼一间靠窗房间被清朝官员囚禁。直到今天,使馆三楼依然设有一间“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但已不在历史上原来靠窗位置,而该室正在装修无法入内。

  “‘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有10平方米多一点,因为处于大使馆内,即便是平时也不对外开放。最早的纪念室1933年设立。室内存放的东西,包括一尊孙中山半身铜像、一尊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JamesCantlie)半身铜像,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书写的‘孙中山蒙难札’、民国外交家郭泰祺书写的‘孙中山伦敦蒙难实记’等物品。”沈轶凡说,铜像都是国民政府使馆旧物,其中孙中山半身铜像是1937年作为中国特使到伦敦参加英国乔治六世国王加冕典礼的孔祥熙奉命铸造的。

  清政府准备用木笼偷运孙中山回国

  沈轶凡随员向我们讲述一段115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由纽约乘船抵达英国利物浦后换乘火车来到伦敦。”“10月11日上午10点半左右,就在孙中山前去探望香港西医学院老师康德黎路经波特兰大街时,早就盯梢孙中山的清公使馆官员邓延铿,以广东老乡身份诱骗他进入公使馆喝茶,并将其关押在三楼一个靠窗小房间。”

  “这是一次有蓄谋的诱捕,公使龚照瑷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与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000英镑,向英国格来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打算将孙中山秘密运送回国内。

  沦陷铁窗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包上一个硬币或揉成一个纸团扔向窗外的魏玛斯街,希望行人能够捡起,送交就住在附近覃文省街46号的老师康德黎。然而纸条一直未被发现。孙中山经过反复努力,最后做通了公使馆英籍工人柯尔和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的工作,取得了他俩的同情和帮助。17日,他请求霍维夫人秘函康德黎,告诉他自己已被囚禁。18日,孙中山又请柯尔向康德黎投送求援名片。

  康德黎先后收到霍维夫人的未具名函和柯尔转交的呼救名片后,即遂与孙中山的另一位好友孟生奔走营救,他们多次到伦敦警方和英国外交部要求英政府进行干涉,并且还亲自到公使馆要求放人,均无结果。但在康德黎和孟生的再三要求下,英警方同意派警员与康、孟雇用的私家侦探一起监视清公使馆,以防孙中山被偷运出公使馆。

  22日一大早,康德黎和孟生拿着孙中山写的便条到老贝利街向伦敦刑事法院指控中国公使馆违反“人身保护法”,但法官莱特认为该指控理由不充分,未予受理。然而,这一消息被守候在法院的《地球报》记者听到了。《地球报》在当晚就刊登了孙中山被清公使馆诱捕的消息,伦敦各报记者随即进行采访,次日均报道了这一事件,引起英国各界强烈反应。公众舆论一致同情孙中山,谴责公使馆的卑劣行径,英国朝野也对此极表关注。

  “23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出面照会清公使馆,要求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当天下午4时30分,孙中山终于获释。1897年,孙中山唯一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在英国出版,揭露了事件真相。”

  康德黎后人:

  “那次行动改写了中国历史!”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找到康德黎曾外孙斯维尔特先生。“直到今天,康德黎解救孙中山的故事仍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荣耀!在家族中,这段关于东西方学生和老师俩的故事被一代代流传。”

  斯维尔特说,“我要让我孩子们知道,曾外祖父那次拯救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百多年前那次行动,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改写了中国历史。”

  >>日本篇

  日本“虬髯客”促成孙黄双雄会

  1905年8月20日,经过多方筹备,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终于在东京召开,出席会员有100余人,包括国内14个省籍的人士。灾难深重的中国,经过无数仁人志士艰辛的探索,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有了一个指导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有了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孙中山。同盟会把原来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统一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有力推动了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步伐。百年辛亥,人们今天仍在不断试图挖掘当年在东京发生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始末。

  谈到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世人都将孙黄并立为最佳组合。但是孙中山与黄兴结识并走到一起,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被孙中山称为日本的“虬髯客”的宫崎滔天。

  据《孙中山传》,1897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结识的第一位友人就是宫崎滔天,当时孙中山31岁,宫崎滔天28岁。宫崎滔天在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中记载与孙中山首次见面的印象时写道,他“思想高尚,识见卓越,感情诚挚,抱负远大,如此人物,日本能有几人?他是东亚之珍宝。我从此开始敬佩他”。

  关于由宫崎滔天促成的孙黄“英雄会”,多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都有记载: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目的十分明确:“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召集同志,合成大团(成立联合组织),以图早日发动。”在横滨逗留了几天, 孙中山便赶到东京去。经宫崎滔天介绍,他首先拜访了黄兴。

  事后,宫崎滔天回忆道:“我们在外边等了一会,黄兴、张继、宋教仁和末永节四人都到齐了。黄兴把大家带到神乐坂上面的凤乐园饭馆,一起见了面。我和末永节不大懂支那话,只好干看着黄兴等人边喝酒边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后来他们的谈话渐渐停了下来。最后大家举杯祝贺。”

  1905年7月,孙中山重抵日本。7月30日下午,孙中山同来自17个省的革命志士70多人在东京赤坂区内田良平住所、东京黑龙会会址开会,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经过讨论,定为中国同盟会。

  在“中国同盟会”的名称确定下来后,孙中山即席起草了盟书。黄兴提议“请赞成者立誓约”,会场变得一片寂静。这时候,刚从湖南到来的曹亚伯率先站起说:“大家主张革命,才来这里;如果不主张革命,何必来呢!”他走到桌旁,执笔蘸满墨水写上“曹亚伯”三个大字。大家拥到桌边,依次签名。

  会议结束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此时,正值炎夏,房间里人多闷热。内田良平指挥女仆送上凉糕。大伙拥上前去,有说有笑,吃得十分痛快。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几个人顿时人仰马翻。大伙大吃一惊,上前一看:原来是后厅地板倒塌。孙中山大笑道:“这是颠覆清廷的预兆,值得诸君高兴啊!”

  “孙文莲”半世纪陪伴神户人

  在日本神户舞子公园内,有一座三层楼的别墅,人们经过这里,总忍不住驻足欣赏院子里那一朵朵品貌高雅的莲花。这座别墅便是孙文纪念馆,日本的国家级重点文化遗产,而这些莲花就是以孙中山命名的“孙文莲”。自从1930年第一次开花至今,“孙文莲”已经陪伴了神户半个多世纪,它见证了孙中山与日本友人的交往。

  位于神户的孙文纪念馆,是日本唯一的以孙文命名的纪念馆。孙文纪念馆成立于1984年,建筑本身原属活跃在神户的宁波慈溪籍中国实业家吴锦堂所有,前身为其别墅松海别庄。从1895年第一次逃亡到日本,到1924年最后一次踏足,大约有9年时间,孙中山先生是在日本度过的。据馆藏资料介绍,孙中山先生至少18次到过神户。

  关于“孙文莲”的由来有一段感人的佳话。1918年6月,孙中山赴日并做短暂停留,日本故友、日本三井物产会社职员田中隆三听说他抵日后,便于当日赶来会见。故友重逢,格外亲切。田中先生对孙中山动情地说:“孙先生高洁的人格与炽热的爱国精神,虽受挫折,今后定能得到志士的同情与资助,请勿灰心,奋斗到底,中国革命必可成功。”孙中山听着非常感动,遂在一块白绢上题词“至诚感神”送田中先生,并将4颗中国莲子赠田中留念。他郑重其事地介绍:“这是中国带来的莲子种,是我故乡广东的土产,我非常喜欢它……”

  田中将这4颗莲子视为珍宝仔细保存,到1930年经过植莲专家的培养,终于有一颗莲子发了芽。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喜出望外,举行了隆重的发芽仪式,正式命名为“孙文莲”。1979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将“孙文莲”带给中国,在北京中山公园里培育起来,成为中日友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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