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藏品的真相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31日 10:14 三联生活周刊

  藏品的真相

  关于故宫商业化的质疑之声还没有消退,由瓷器受损开始的一系列网友爆料,再次让故宫成为焦点。新一轮的故宫“黑幕”,全部与藏品相关。刚退休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看了网上的一些质疑,惊讶于外界对故宫藏品的了解如此贫乏,也反思,“故宫的确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系统,不怎么跟外界打交道”。

  梁金生一家与故宫有据可查的就有五代渊源。清咸丰年间,他的曾曾祖父就在内务府如意馆就职,担任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后来担任宫廷画院如意馆的掌管。爷爷梁廷炜本来承袭祖业为宫廷作画,1925“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担任组长,负责清点清宫的公私物品。1931年为躲避战乱,故宫选择了一批珍贵文物南迁,梁廷炜和年仅14岁的儿子梁匡忠开始了长达18年的南迁生活。1949年梁廷炜接到密令,跟随国宝去了台湾,1972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去世。梁匡忠则留在南京故宫博物院,1953年返回北京故宫,梁金生是梁匡忠的第三个儿子,金生,就是生在金陵的意思。

  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进入故宫已经31岁。“1979年国家刚刚拨了一笔款项用于故宫大修,故宫就从社会上招了50多名维修工,统一招考。”梁金生在工程队干了5年,参与库房维修建设,然后被调到保管部织绣组,后来再到总保管组,跟父亲成了同事。那时候故宫还没有地下库房,都是利用现有的地面宫殿、库房来存放文物。“先天密封条件非常差,门窗不严,风沙一过,满屋子尘土,天天打扫都没用。而那些‘原状陈列’、小范围开放的地方,就算走‘太空步’,脚一落,特别细的尘土就飞起来。”梁金生回忆,“地面不防潮,湿度大的时候地面都长毛。”故宫古器物部金石组的资深库房管理员方斌描述:“库房里后来配了专门的吸湿器,有半张桌子那么大,机器运转1个小时,300平方米的空间,能吸出两到三大桶水来。”

  做库房维修的时候,梁金生就算能接触文物,也是“搬搬抬抬的事情”,“把要维修的库房搬空,东西挪到别处,修好了再搬回来”。到了保管组,他才有机会真正地跟文物打交道,第一次接触的,就是毓庆宫里成箱的织锦和布匹。“半人多高的大锡箱子,站在旁边手伸不到底,底下的布匹,要爬到箱子里,举着递出来一卷卷地打开,查验清楚是一段还是一匹,再封好放回去。”算起来,这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第二次藏品清理,梁金生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了这项工作需要的无比耐心和细致。到了总保管组之后,梁金生定下了心思:“以我的年纪,再从事专项研究太难了,不如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下笨工夫。”

  藏品清理就是要摸清故宫的家底,这项浩繁的工程,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一直在继续。郑欣淼到任之前,历史上的6次清点,3次在1949年之前,分别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点查,文物南迁之后的点查,以及北平沦陷期间的点查。1949年之后的3次,分别是1954至1965年,1978年至80年代末,和1991至2001年。每一次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历时10年左右。从皇宫变成博物院的故宫,不仅有历代帝王的珍藏,也是一个“家”,一个庞大的生活起居场所,有一应俱全的宫廷物资,和帝王后妃们的生活痕迹。这些东西如何归类?算文物还是非文物?观念一直在变。从2004到2010年底的第七次藏品清理,在文物概念上,有了最大的拓展,把故宫98万余件藏品的记录,提升到了最新的180万余件。

  郑欣淼研究过故宫的历史,他带的第一个“故宫学”研究方向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史。他发现,“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在处理非文物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清理,也就是1954年开始的那一轮,主旨是“清理文物,处理非文物,紧缩库房,建立专库”,从1954到1959年,主要是清理历史积压物品和建立文物库房,成立了处理非文物物资审查小组,政务院批示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以及北京故宫共同组成故宫博物院非文物物资处理委员会,先后共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不同时期被当成非文物处理的种类各异,茶叶、皮件、貂皮,乾隆收藏的“假次画、宗教画”,乃至士兵甲胄都有。“前几年,周海婴先生还拍卖过鲁迅先生买的清宫茶叶。”现在看来,这是对待清宫藏品问题上走过的弯路,但回到特定的情境,这种“甩包袱”的做法,“不是个人问题,是时代民族问题”。

  文物的观念在变化,历代故宫人对于故宫藏品的认知也在变化,但守护藏品的态度和原则始终如一,这种传承,梁金生最清楚。从1984年开始,他在“文物总管”的岗位上已经27年,成了故宫内部公认最熟悉所有藏品的人。梁金生说,故宫的藏品有两套账,一套是总保管组的总账,另一套是与总账相对应的各个库房的分类账。账目里,一种是“故”字号,这是1962年吴仲超院长任期那次文物清理建立下的故宫藏品账目;还有一种是“新”字号,这是1954年之后给新增文物建立的账目,最乱的是1949到1954年之间的文物,后来专门固定了一个“新”字号的字段。各个时期的账目都传承下来,梁金生特意搬出了60年代总账中的一本,16开大小的蓝布皮账本,全部是手写记录,蝇头小字,一行行清晰工整。这些账目是最原始的依据,每一次清查,新发现的文物新增号段,而原有的文物必须总账与分账、账目与物品逐一对应。

  故宫的家底,就是靠这样必不可少的笨拙方法清点、记录并传承下来,直到引入电子化的信息记录系统。梁金生说,“每一套总账,国家文物局都是备案的,故宫不可能自己私自改动”,而且,任何的文物转移和调拨,账目上都必须记录,就算是因为人员交接问题,某个时期的分账出现偏差,“对比总账也一定能发现问题”。《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的草稿,就是梁金生根据工作心得总结出来的。

  让梁金生觉得最可笑的是关于那五件宋人书札的指控。网友爆料说,由故宫拍下的这五件文物后来重现拍卖场。故宫的文物征集,刚好也属于总保管组的权责范围,收纳新的藏品,是故宫博物院自我丰富的一种方式,通过藏品呈现出不断代的历史和文化。梁金生有写工作日志的习惯,他翻查出了当年的记录:“当时是徐邦达先生给院领导写信,希望故宫能够拍下这五件宋人书札,它们很有价值。院里讨论以后也决定参加拍卖会,但申请经费的时候,却因为数目太高没有得到批准,全部过程都有文件存档。”这件没有完成的拍卖之所以写进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里,属于工作失误,然后,被无限放大了。

  失之交臂的这五件宋人书札,梁金生很惋惜。他回忆,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故宫的文物征集一直很容易,“尤其是解放初期,物价稳定,博物馆也少,文物商店把整车整车的文物拉来故宫,送货上门,任由故宫挑选。‘文革’故宫关门期间,也还有好多东西送进来,1966年底,在北展搞的‘红卫兵成果展览’,展出之后全部送到了故宫,当然,这部分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全部退还回去了。可是‘文革’结束之后,落实政策的80年代,可能是大家都心有余悸吧,又是一个文物进入故宫的高潮”。转折在90年代中期,“拍卖公司出现之后,局面就变了。80年代我刚负责文物征集的时候,故宫每年给我的征集费用是1万元,到了90年代初期,是每年10万元,到了1995年,征集费预算已经到了1000万元,都是拍卖公司抬起来的”。

  故宫是拍卖公司喜欢的客户,故宫的名气就是提升拍品价值的最好宣传,但他们却并不会因此给故宫最公道的价格,遇到不厚道的拍卖公司,还会故意设局找人假扮买家抬价。梁金生记得,有一次拍卖,他进场后故意没有跟拍卖公司的人打招呼,坐在角落里,举牌几次之后,就再不动声色,看着价格被一路抬上去。到最后,场面上是神秘电话竞拍者胜出,但现实里,是拍卖公司不停地给故宫的领导打电话,追问故宫的竞拍者到底去了没有。最后,拍卖公司的把戏被戳穿,梁金生不仅用事先协议的价格拿走了拍品,还成功砍掉了交易的佣金。只不过,这些风光的故事只是少数,故宫的财务预算制度和文物价格的直线提升,已经让这条收集文物的路径越来越困难。“按故宫的规定,今年必须做出明年的征集预算,但是文物可遇不可求,我怎么知道明年会出现什么东西?”

  关于藏品的诸多爆料出处何在,郑欣淼和故宫内部很多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说破。“利益之争哪里都有,故宫是个老单位,也是个有各种告状的地方,历史上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就被诬告盗宝,只是为什么出于私念,却要赔上整个故宫的名声?”

  故宫的定位

  郑欣淼就任之前,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11年。张忠培1991年卸任之后,一直没有任命新的院长。郑欣淼是陕西人,从地方干部做起,1992年调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继而担任青海省副省长,因为做眼睛手术必须离开高原,才到了文化系统,历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就此与文物结下渊源。2002年,故宫成为文化部直属单位,同年10月10日,郑欣淼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0米红墙里的天地,对时年55岁的郑欣淼来说,也是全新的开始。“故宫是个老单位,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从解放以来,总共16年没有院长(1952到1954年,1984到1987年,1992到2002年),实在千头万绪,我很有压力。也有人说,不能拿历史问题当借口,但故宫确实是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单位,牵涉到方方面面,这个不是我能抹掉的。”他说。

  上一任院长张忠培也有同样的感触,他是故宫院长职位空缺4年后的继任者,1987年6月20日正式就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吉林大学任教30年,一手开创建立吉大的考古学科,只想站在考古学术前沿搞学问,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任命,心中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决心有所作为。保卫处副处长王子宁对这位老院长印象深刻:“夏天穿着大裤衩坐在门边搓着脚跟警卫聊天,朴素得像个农民,但是只要一谈起学术,完全换了一个人,是位令人真心钦佩的学者。”张忠培用学者眼光对故宫做了一个初步评估:“四大优势只剩了一个半——学术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考古学术的发展,宫廷文物这一块没有地位,古建筑这一块好一点,优势领域就是保存的传世文物。”

  这个院长该怎么当?故宫到底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张忠培还记得,“全院开会讨论,说得最多的是管理传世文物的部门,古建部的人也发发言,宫廷部没人说话。专家们也有各种意见,提出故宫应该办成艺术博物馆。我的想法是,应该区分故宫和博物院,故宫有两块牌子,既是国宝,又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故宫的特色应该突出两方面,一个是传世藏品,一个是明清故宫,历代王朝缩影”。讨论没有结果,但张忠培想清楚了,“少说多做,先从规章制度建设开始,让各部处权责分明”。他从1988年开始故宫的奖金改革,希望“在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的竞争机制”。

  张忠培还做了另一件硬碰硬的事情,重新做产权登记,收回故宫不同时期被划拨或者被其他单位使用的房屋。“我来的时候,故宫的房子有14个单位占着”,其中就包括端门地区。端门外1917年就被划拨给了历史博物馆,张忠培回忆:“在公安部门的主持下,1988年我跟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坐下来谈,我们是北大考古系的同学,都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我们达成了协议,端门地区的产权归故宫,但历史博物馆可以使用,继续租赁经营用以补贴开支,一直使用到他们盖好新馆。如果万一那时候福利还不行,也可以继续使用,但最终还是要归还给故宫的。”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后来合并成立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新馆2011年才竣工。张忠培定下的协议,终于在郑欣淼的任期得以实现,郑欣淼说:“今年4月30日签的字,11月端门所有的经营户必须退出,到时候天安门管委会将协助我们收回,具体怎么把端门利用起来,我们还在考虑,可以保证的是,游客再也不会看到那些闹心的历代太监宫女展了。”

  郑欣淼比张忠培幸运得多,他赶上了故宫百年大修的历史机遇。工程计划长达20年,每年投资1个亿。上任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与郑欣淼谈话,就特别指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郑欣淼正式上任后不到一个月,故宫大修启动。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故宫人”,他在千头万绪里开始了他的任期——维修方案怎样制定,招标工作如何进行,组织机构如何设定,任务如何计划分配,等等。除了古建修复本身的各种不确定性,还有社会上的各种争议之声。“背景也很复杂,当时不光故宫,颐和园、天坛都在修,一些国际组织在质疑中国的修复方法。其实,修的范围、进度都可以商量,争议关键是我们的方法和工艺对不对。”

  郑欣淼选择的应对方式,与当年的张忠培很相似,埋头做事,不争辩。修复之后的武英殿和太和殿就是答卷。“武英殿我们经验还不够,更换琉璃瓦时新旧分开,所以新的那半看起来特别亮,批评我们的人也特别多,说故宫修得金碧辉煌像影视城,其实新的琉璃瓦都有火气,太亮,过两三年之后就好了。等到太和殿工程,我们就吸取了教训,8万多块琉璃瓦,全部拍照,每块瓦都编号记录,哪块需要换,哪块不需要,哪块只要上釉,哪块要连泥坯一起更换,一块块来处理。”关于故宫大修5年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在2007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肯定。“22个国家的40多名专家,3个国际组织到太和殿现场考察,那些外国专家都明白了,东方的建筑是不一样的,材料不同,工艺不同,维修的方式肯定不同。”众口难调,关于故宫大修的争议当然还在,但郑欣淼和故宫的修复团队已经有了底气,“中国式的修复方法已经得到了国际的认同”。

  郑欣淼和张忠培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位老人常常在电话里探讨,求同存异。张忠培的任期只有“2年1个月13天”,他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1989年8月被停职,1991年卸任,各种构想,空成遗憾。但他在郑欣淼身上,看到了诸多构想的实现。他对郑欣淼的评价是:“这个院长没有选错人。”郑欣淼也觉得,他们对故宫的思考有许多共通之处。回顾9年任期,郑欣淼的自我总结很简单,一只手就能数完:“故宫的百年大修,第七次藏品清理,提出‘故宫学’研究,两岸故宫交流和故宫的国际交流。”总的方向,是让故宫以开放的姿态,与外界有更多的互动,公开化,透明化。“比如我们正在编辑出版的500卷《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这是第一次透彻地向公众交代故宫的家底,让全社会来监督。”郑欣淼也希望藏品大系能够澄清一种误解,就是北京故宫只有皇宫,好东西都去了台北“故宫”。“台北‘故宫’的65万件文物,38万件是档案,近20万件是图书,真正的书画文物只有10万件。好多人喜欢拿台北‘故宫’跟北京故宫比,其实两者差异很大,台北‘故宫’是公务员建制,跟我们的很不一样。”

  其实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文物总管”梁金生形容的那样,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开放管理处处长檀文亭回忆,故宫的游客从“假日经济”、“黄金周”的概念提出之后,才开始增多,游客暴增则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2009年10月2日,是故宫历史上游客最多的一天,14.8万人。“那是什么概念,外面,从午门排到端门外,全是排队的人和旅行社的各色小旗子,里面,高个的只能看到人头,矮个的只能看到别人的衣服。游客散后,一地垃圾。”这种压力还在持续,2011年的国庆,虽然故宫已经做出了每日限流8万人的方案,并且提前通知公众,但从国庆当天开始,游客压力就在持续增加,同样在10月2日、3日呈现井喷态势。就算没有之前一系列的是非和争议,这种旅游压力,也必然让故宫要越来越多地全方位接受公众检视,这是发展的必然,也是公众对博物馆文化需求的进步。

  主管经营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曾经是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博物馆司司长,他一直在思考博物馆文化,他觉得:“欧美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日常文化消费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的博物馆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以文保单位为依托的博物馆占了1/3,到底应该以什么眼光和理念,来传播这种以藏品为主的博物馆文化?如果大家说起故宫,都是经济换算,动辄是里面的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其实应该由故宫来反思,你给公众提供了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问题。”72万平方米的故宫,开放区域已经将近1/2,蜂拥而至的游客们兴趣点究竟在哪里?除了拍着故宫的门钉,激动万分地说终于看到了皇上住的地方,还有什么?那些已经被磨得锃亮的门钉,都是附庸传说和走马观花的印记。

  10月2日,国庆游客最多的那一天,本刊记者再次到访故宫,上午9点半,整个中轴线上,已经水泄不通。而故宫陈列部精心布展的三个主题展览,武英殿的书画展、文华殿的瓷器展,以及午门城楼的兰亭展,却游人稀疏。这三个展室都免费开放,有凝练的主题,展示着诸多传世文物,还配备了现代化的展览解说和演示系统,就算对这些主题从不了解,也可以通过现场电子设备的辅助,开始一段中国传统文化之旅。可惜,这些稀疏的游人里,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的人更加少,许多人只是匆匆绕场一圈,无视禁止拍照的警示,拿着相机或者手机,趁着工作人员不备,偷偷按下快门,闪光灯此起彼伏,闪过那些传承百年千年的传世文物。午门兰亭展里的工作人员们,一上午都在重复同样的话——“请不要拍照!”从最初的客气克制,慢慢变得不耐烦和生硬,但他们的努力,旋即就被更多的闪光灯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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