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为什么这样红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11月02日 15:35 21世纪经济报道

  一万亩红高粱 “谣言”被否认后,若干面积的红高粱仍要种,只不过,“要经过专家充分论证,考虑群众利益和投资者回报”,高密市文化局长邵春生说。

  本报记者 王峰 山东高密报道

  10月29日,山东高密第三届中国红高粱文化节,莫言坐在主席台中央,旁边是山东省文化厅长;莫言紧接高密市委书记发言,又在随后的参观中被人群包围。

  此前两届红高粱文化节莫言也是座上宾,但因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身份,今年的高粱分外“红”。

  自从2009年红高粱成为高密文化品牌以来,这个经济百强县,又不乏民俗传统的小城,就一直在谋求文化名市的“一鸣惊人”。

  “我们去北京、上海、济南等地做过调查,莫言和红高粱几乎人人皆知,但高密却知者寥寥。”高密市文化局长邵春生说。

  这一次,高密终于“成名”了。一万亩红高粱的“谣言”被否认后,若干面积的红高粱也还是要种,只不过,“要经过专家充分论证,考虑群众利益和投资者回报”,邵春生说。

  莫言曾说,他写作的根在故乡高密。在农业生产中,红高粱早已被高密农民淘汰。而如今,高密要将一个无根的文化作为自己的身份标示。

  抢救高密“三绝”

  从高密城区到莫言老家平安庄要40分钟车程,如今已改名为胶河疏港物流园区。道路两边厂房林立。

  尽管高密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却被改革开放的30多年迅速形塑。紧邻的青岛,而不是所属的潍坊市,给高密带来更大影响。2011年,高密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打青岛牌,唱国际歌”。

  但高密并非没有文化自觉。

  1983年,高密县委成立抢救民间美术小组,挖掘、整理当地民俗产品扑灰年画、剪纸、泥塑等。“文革”中,它们曾遭毁灭性破坏。

  扑灰年画、剪纸、聂家庄泥塑被统称为高密“三绝”。1984年,这些民俗产品进京举行全国第一个县级民间艺术展览。曾有文献称此次展览“轰动了京城”。

  “三绝”由此成为高密最早的文化品牌。当地剪纸艺人奇秀花说,“到1997年前从没想过剪纸可以卖钱,只是爱好。1997年之后,作品慢慢多起来,也慢慢经济化了。”

  2006年,“三绝”被评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的剪纸艺人补助3万,省级补助1万”,奇秀花说。

  但政府的资助和宣传却没能阻挡“三绝”日趋凋敝。如今,聂家庄只有十几户还在做泥塑。那种能托在手掌上的泥老虎制作简单,一个艺人一年可做一万多只,但每只售价只几块钱。

  “以前大家都认为捏泥塑是个副业,没农活时才干。现在大环境改变,国家也提倡干,可干这个的人还是越来越少。”泥塑艺人聂臣希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聂家庄往西,笔直的柏油路走出几里路,便是一片工业园区。

  文化产业方兴未艾

  “三绝”的凋敝,开始改变高密市的文化思路。

  2008年,莫言在一篇短文中写到,“不久前与高密市委书记吴建民一起交谈,建民同志提出应将高密民间艺术‘三绝’加上茂腔,称为‘四宝’。书记之言,颇合我意”。

  作为高密特有的曲艺品种,茂腔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后高密文化品牌从“高密三绝”,变成“三贤四宝”(三贤为出生在高密的晏婴、郑玄、刘墉三位历史名人)。

  但仍没能擎起文化名市大旗。在地方政府看来,主因是高密民俗产品没能成为产业。2006年,高密市提出“建立与青岛城市区副中心城市相匹配的文化体系”。

  但也有当地调研报告坦陈“近几年,我市文化产业虽然取得了一些发展,但普遍规模偏小,经营分散,集约化程度不高,市场总量不大,发展后劲不足”。

  现实的确如此,民间艺人的手工技艺活得尴尬,比如奇秀花的剪纸,一幅小画只卖10块钱;一幅顶级的扑灰年画可卖1.5万块,但却需耗费艺人近一个月时间完成。艺人们不断地接到国内甚至国外订单,但收入仍同出外打工差别不大。

  高密为发展“四宝”产业下了很大功夫:修缮了市内小康河,河边建了文化市场。可市场中的民俗产品商店,哪怕在周末也鲜有顾客。高密还在民俗工艺集中的姜庄镇建了民间艺术中心,“那是宣传用的,现在没什么作用”,一名不便具名的剪纸艺人说。

  但高密悠久的民俗传统仍让主政者难以割舍。2009年8月,时任市委书记吴建民首次正式提出打造红高粱品牌。

  “红高粱”从此成了高密主打文化品牌,也成了“一只筐”。

  乡村文化釜底抽薪

  在莫言写小说之前,高密种植红高粱已有300年。“我写《红高粱》,是因为高密曾经有过一眼望不到边的红高粱”,10月29日,莫言在高粱节开幕式上说。

  可哪怕是在莫言写小说的1980年代,高密人也已不种红高粱了。文献记载,建国前,高密耕地面积的11.9%都种高粱,“高密地势低洼,而红高粱极其耐涝”,高密市文化局长邵春生说。

  1949年,高密开始以排水为重点治涝改碱。迄今高密农村的老人们还对当年的集体劳动记忆犹新。

  1987年,张艺谋来高密拍摄《红高粱》,可莫言接到张艺谋的求救电话赶回高密时,却差点哭出来——拍摄地只有一点残存高粱半死不活。还是当地县委伸出援手,批了 5 吨化肥,作为“政治任务”布置下去,赶种了百十亩高粱,为了补偿村民因种高粱造成的经济损失,每亩地还补偿300元。

  这是红高粱第一次成为人造景观。此后张艺谋让全世界知道了红高粱。

  与“四宝”命运迥异,四宝走进博物馆,以遗产名义“苟活”, 而电影《红高粱》当年拿下了400万的创纪录票房,引领出一条新的文化产业之路。

  一份关于高密文化产业的调研报告中写到,莫言及其作品本身就是一笔巨大财富,要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及其作品影响力,挖掘历史和民俗文化,打响“红高粱”品牌,发展乡村游,把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

  2010年,第一届红高粱文化节举行。2006年,当地政府规划了人文生态旅游线,包括莫言故居、莫言书屋及作品研究院、红高粱酿酒作坊等。然而,高密并未因此变成旅游城市,但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让高密信心重燃。

  10月15日,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提出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这是一个需要投资6.7亿元的项目。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等。当然,这一切都还只是尚未立项的口头规划。

  “农民肯定不会发疯似的去种红高粱,他们和地方政府的‘主食’都不是红高粱。但地方政府想借此时机,‘忽悠’大家去看红高粱,要的是消费者凝视背后的收益。结果可能是,一个好端端的高密人土生文化,被现代世俗文化摧毁。”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担忧。

  2009年,赵曾带学生到高密做高密四宝的调研,他把进入博物馆和市场中的传统民俗,称为是对乡村文化的釜底抽薪。

  “把本地乡土艺术的灵魂和根抽离,换上现代没有灵魂和根的,经过了过度包装的,所谓旅游文化。这是高密现代文化的运行逻辑,也预示着当下中国文化运行逻辑的可能转变”,他说。

  但总归高密已“成名”。至于出了名有啥好处?蹲在莫言故居房前,每天看着如织游客的老农憨笑了一下,“有啥好处?你们不是来了嘛”。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路瑶、马腾宇、胡晶等人对高密民俗艺人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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