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调整准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今年迎来多项改革措施。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首个工作文件，落实未保法配套政策和重点任务，其中提及“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主任”，首次提出实现专人专岗。
儿童主任被认为是政策的传递者，也是孩子的守护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这是真正“将未保工作扎进泥土”的制度。
事实上，“儿童主任”项目已在基层以民间力量推行了11年。2010年，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牵头组织“儿童主任”项目，并首先在5省120个村内进行试点。随着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儿童主任作用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但同时，没工资、不专业、没人干等现实窘境仍待解。
“必须有人把政策送到需求旁边”
儿童主任，乍听来与“妇女主任”类似，具体做什么？《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明确了四大方向——推进儿童保护组织与机构的建设；指导对儿童家庭监护的监督和报告；加强儿童活动场所、服务设施的建设与开放；指导对儿童福利政策的宣传。
王振耀对此举了个例子。2010年，还在民政部任职的王振耀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行赴云南慰问困境儿童时了解到，当地一名儿童得了疝气，手术3次未根治，手术费却花了近3万元。其实，困境儿童兜底政策已经铺开，孩子本可以到更好的医院接受免费治疗。
“儿童身边必须有连接政府与百姓的人，把政策送到需求旁边。”王振耀说，通过社会工作的方法，能够将特殊儿童群体问题妥善解决，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作机制。这也是儿童福利示范项目的源起。
关于“儿童主任”的详细职责，2019年5月，民政部等10部门曾在困境儿童保护方面发文明确：定期随访监护情况较差、失学辍学、患病、残疾等儿童，协助提供监护指导、返校复学、落实户籍等具体工作。
以专业化视角成为儿童权利的守护者
实践中，具体工作并不局限于上述两个文件中要求的内容。四川省内江市鹤林村有300多名儿童，其中留守儿童接近200人。曹丽君是这里唯一的儿童主任。六年中，她做得最多的就是家访，挨家挨户收集梳理儿童信息，介绍儿童保护政策和知识，给孩子做学业辅导和心理疏导，尽可能帮他们解决问题。
去年疫情期间，曾出现未成年人自杀或死亡的极端案例。在监护缺失的情况下，特殊情况儿童的专业照料问题得到重视。随后，民政部连续出台通知、方案，首先便是明确儿童主任要及时发现报告，并具体要求分类做好临时照料。
王振耀认为，这是开始注重依照现实情况，站在儿童视角关注具体问题的体现。“就像看到池塘，就应当想到儿童溺水风险，儿童视角的专业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儿童主任不仅是国家政策的传递者，还是儿童权利的守护者。”
试点11年后，儿童主任的专业化效果逐渐在云南乡村显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有一对困境姐弟，儿童主任杜赛芳帮他们落户口、上学籍、申低保、修房屋……去年疫情期间，其继母在境外无法返回，杜赛芳一边联系在福建打工的孩子父亲，一边连续18天到孩子家中做饭照料。
有声音认为，《意见》要求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主任，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家庭支持不足、社区保护不够的问题，提供了破解之道。
问题1
没工资，谁来做？
“专人专岗”后 资金问题有望改善
2019年发布的10部门联合意见要求，儿童主任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担任，优先安排村（居）民委员会女性委员担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徐珊介绍，村民对本村风俗人情和儿童状况最为了解，外来人员常常难以融入。实际情况中，儿童主任确实大多由村里的女性担任，且多数已为人母。
在过去的地方试点中，儿童主任仅是公益方向的学术研究实践项目，“主任”并非行政职务，多数地区的“儿童主任”实际上是领取少许补贴的“志愿者”。
瑞应来自云南省瑞丽市俄罗村，是第一批试点选拔出来的儿童主任。俄罗村有936个孩子，家访调研、整理档案等各种相关工作填满了她每天的日程。但从2010年的每月600元，到现在的每月800元，儿童主任的收入始终难以支撑她的家庭日常开销。
资金一直是儿童主任项目试点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儿童主任试点项目里，资金大多来自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财政状况好些的地方政府也会视情况予以一定补贴。“补贴最高的是宁夏，每人每月补300元，有些省份没有。”王振耀说。
《意见》提出，儿童主任要专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法定职责。对此，王振耀十分欣喜，“这也就意味着，儿童主任工作将成为一套系统，首次进入到国家体制中。”王振耀指出，“有了国务院文件作为依据，资金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儿童主任可以接受更多专业培训，生活也能得到改善。”
问题2
“农村妇女”如何迈过专业门槛？
培养手册从如何填写表格教起
让瑞应焦虑的是，要是再过两年她干不动了，谁来接手？“我们村好几个妈妈对儿童工作感兴趣，但许多偏远地区的农村女性知识水平有限，甚至还有文盲。”这让瑞应十分头疼。
专业培养是唯一方法。
从2010年儿童主任项目实施开始，徐珊就一直尝试开发人才培养体系，经过十来年的摸索，在多所高校教授指导下，儿童主任试点项目建立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儿童社会工作体系。
徐珊介绍，在2021年1月最新版的培养手册里，入户家访时的沟通技巧等都被清晰列出，每张入档文件的每个空如何填写，都做了明确标示。此外，新上任儿童主任如何与家庭建立关系等，都是初级培训目标。
中级培训会增加沟通技巧等难度，徐珊举例，当面对儿童受侵害情况时，若沟通不畅，孩子可能不愿意透露，但如果错误沟通，则可能给孩子带来二次伤害。
更进阶的课程则需要分具体情况讨论，会涉及儿童侵害的社区预防识别、残障儿童的平等融入、儿童性教育和青春期沟通疏导等，培训内容将随着其工作的不断深入而逐渐专业化。
徐珊告诉记者，随着儿童主任岗位逐渐在全国覆盖，线下培训难以满足广泛需求，网络培训课程应运而生，并在去年疫情期间得到进一步推广和使用。“公益项目资金有限，捐献方更愿意把钱直接用在孩子身上，也就是物资捐赠和救助一类。我们希望社会能更重视面向儿童主任的培训，重视专业服务对儿童更长远的影响，一起推动这套培训体系不断推广。”徐珊说。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